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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历史选择

   汉字繁简问题的论争,本源上实际是关于语言文字的功能、性质的论争。考察语言文字的性质,当前有两条彼此间存在张力的线索:第一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工具,包括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信息载体,或可称之为“工具性质定位”;第二条线索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不同的语言文字展现了不同族群的思维方式、认知视角、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或可称之为“文化性质定位”。这两条线索都会影响到语言文字的变革与发展,但又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条线索为语言文字朝着通用性的方向作出适应社会变化与发展的调整与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而第二条线索则极力维护语言文字的稳定性与独特性,对语言文字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反向的制衡力。
循着不同的线索,会对汉字繁简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论争反映出两种结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同时,由于“工具性质定位”的线索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理性取向,而“文化性质定位”的线索表现出鲜明的传统特质,这种紧张关系实际上表明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难怪汉字繁简的问题被敏感而睿智的学者们称为“与近年‘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的讨论有隐隐呼应的关系”。
由于第一条线索的存在,语言文字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和路径。随着社会人口的剧增、社会现象的日益纷繁复杂,以及面对社会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语言文字朝着大众化、全民化、世俗化、通用化的方向变革,同时,由于第二条线索的存在,以及两条线索之间的张力的存在,使得语言文字的变革基本呈现出一种“均匀变化”和“渐变”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张力维护了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语言文字更好地发挥工具作用。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第一条线索的驱动力要远胜于第二条线索的制衡力。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语言文字,包括当今世界最为强势的英语莫不如此。当人们发现原有的语言文字系统无法准确表达新生的社会现象和无法适应新技术的要求时,就会产生变革语言文字的强烈冲动。反之,一种新技术的出现,为语言文字变革铺垫了物质基础。汉字从甲骨文演变到金文,再到隶书、草书和楷书,与冶金技术、造纸技术等的出现与发展如影随形,其发展轨迹是,文字量不断扩大、字形逐渐摆脱了繁复、具象的图画性质,越来越抽象和简约,书写、认读越来越便捷。第一条线索的驱动力挣脱了第二条线索的制衡,否则,我们就仍然停留在甲骨文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的汉字简化政策,应该是处于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中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只有对这种适应性调整的成因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才可能在当下汉字繁简问题的讨论中作出正确的结论。探究其成因,这种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仍是来自“工具性质定位”的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现实环境的强制性使然。
第一,“工具性质定位”的内在规定性。面对书写工具的变革已经全面进入硬笔时代,以及数亿人口社会交际、脱贫脱盲的刚性需求,汉语言文字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言文分离”的变革后,仍在不断追求大众化、平民化和通用化,汉字也仍有进一步简化的空间以及动力。实际上,汉字自隶变以来,民间在草书、行书中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手写简化字体(民间称为“俗体字”),并且由来已久。这一轮文字改革,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应是沿着汉语言文字自身发展逻辑路径的顺势而为。简化所涉及的2000多汉字(仅占3500常用汉字的70%和7000通用汉字的38%)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民间俗体字的整理和认可,采用了“草书楷化”“符号代替”等方式进行的简化,并进一步通过俗体字的部件、偏旁等类推出相当数量的类推简化字,这使得来源于本已长时间存在于民间的俗体字成了简化字的主体(此外,通过更换或简化部件、同音替代等简化了一批汉字)。
第二,现实环境(历史条件)的强制性。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历史环境,为这一轮文字改革提供了关键性的外力。这股外力来自于一组尖锐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建设新兴的统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实现国家工业化、迅速提升国家实力的历史任务,另一方则是封建压迫和殖民奴役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社会资源总量的贫弱、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人员素质的低下(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80%)。如何迅速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聚合为一个整体投入国家建设,又如何使聚合起来的中国人迅速具有投入国家建设的基本能力和素质?普及文化教育(如“扫盲”)迫在眉睫,而语言隔阂、文字繁难又制约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因此改革文字、推行通用语,克服社会交际障碍,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当然地被列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参与讨论繁简问题的专家,不论是持什么观点,但对此都达成共识:“要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语言统一是极其必要的;要让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区隔,把本属于士绅阶层的书写能力交还给大众,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话文的推行,汉字的改革,以及标准普通话的成立,全是中国建成民族国家的核心工程。”
对这一轮文字改革而言,若要在“内在规定性的驱动力”和“现实(历史)环境的强制力”中进行比较,后者更为关键,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语言文字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汉字简化的内在规定性始终存在,但毕竟只是动因,将动因转为事实,需要外力的推动。一个需要关注的事实是,在同样使用汉字的台湾,同期并未出现汉字简化方面的改革。仍然从上述视角进行分析,海峡两岸同样面临“汉字简化”这一汉语言文字发展路径规定性的驱动,比如台湾在50至60年代也曾经对汉字简体问题进行过旷日持久的讨论,成立过简体字研究委员会,屡次提出过整理简笔字案,并出版过行书简体字(俗体字)规范。但最终没有像大陆一样形成文字改革的事实,主要就是环境强制性的不足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国民党执政时期,也面临现代化和社会整合的压力,以及社会资源贫弱、文盲率高等问题(这导致国民党采取了强制推行国语、限制方言使用的语言政策),但相对而言,这种压力远低于大陆。在区域面积、人口数量、文盲的绝对数量、扫盲的绝对成本等方面,海峡两岸相差悬殊;而特别是在国际环境的压力方面,大陆面临冷战时期的国际封锁、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军事威胁,使得迅速提升国家实力的任务尤其迫切,而台湾当时则处于相对优越得多的世界环境,现代化的迫切程度远低于大陆。这样,大陆建设新兴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与语言文字自身发展的路径于上个世纪50年代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催发了汉字适应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需求的改革。实际上,面对汉字简化的内在规定性发展方向,即使大陆50年代不推行简化汉字的改革,也终有一天两岸都要对这种趋势予以回应。比如对民间的俗体字(简体字)要给一个适当的名分:是不是汉字?可不可以用?用在什么地方?等等。今天的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就明确:正体字(即繁体字)用于出版印刷,俗体字(部分简化字)用于手写。
应该说,当年的简化改革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而并非一场“文字革命”。关心汉字繁简问题的学者们很多注意到当年汉字简化背后的关于汉字拉丁化(拼音化)思潮的变化。这种思潮是语言文字“工具性质定位”的驱动力下的一种极致表现,毛泽东本人也说过汉字要走拼音化方向之类的话。然而在广泛争议的情况下,国家还是及时搁置了这种争议,周恩来明确表态:“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相对汉字拼音化而言,简化汉字的措施既是积极的,又是稳妥的,客观上也使得这一轮汉字改革并未使汉字走向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既实现了文字的现代化、大众化、全民化,又保持了汉字与生俱来的字形构义的传统,在现行简化汉字系统中,我们仍然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认知视角、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化传统,比如“小土”为“尘”,有“友”则“爱”,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应当对这一轮文字改革的历史合理性予以承认,与同阶段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领域建设中“超英赶美”的思潮及相关实践的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正确对待当下汉字繁简之争,需要一种在“隐隐呼应”的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中作出价值取舍和平衡的负责任的态度。“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大舞台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的创口和难解的矛盾,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自觉强盛,自然就有抹除伤口的冲动,以回复汉字原貌为崛起象征。”学者将这种社会心理描述为“冲动”,很是恰如其分。因为,这种社会心理轻易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两难困境:我们自觉的“强盛”和“崛起”,本源于现代理性,当我们尽情享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思想、表达民族意识时,我们被天然锁定在现代秩序之中。突破这种秩序,还能否为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 “强盛”和“崛起”赖以实现的资本和实力基础?尽管现代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早已抛弃了“与传统的彻底决裂”的路径,而转变为对传统作出适应现代性需求的改造和调整,然而现代与传统这对天然的(却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总是容易给现代人类带来人格冲突与内在紧张,在语言文字方面就直接表现为用现代话语方式和文字方式,依托现代技术、现代网络、现代传媒,批判现代理性,直至给现代理性、现代科技乃至简化字等等,安上一个“原罪”的名分。
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应当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摒除因冲突与紧张所带来的浮躁与情绪。一个可取的态度是,认真思考语言文字变革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关系。实际上,简化字在“现代化空前迫切”的历史条件强制下,天然是有缺点的。而这些缺点绝非在“字形构义”方面不同的文化解读,绝非“爱”有没有“心”、“亲”需不需要“见”,乃至“陆”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影子(含“击”)等等,这种解读实在太过随意和牵强。简化字真正的缺点在于出现了一批“同音替代”的汉字(如“发”既代“發”,又代“髪”;“后”原仅用于“皇后”“后妃”等,简化后同时代“後”(“先后”的“后”)),废除了一批仍有实际使用需求的异体字(如姓氏中的异体字),造成了史料、史籍整理出版等方面的技术困难以及两岸四地交流中的不便,这恰恰被“文化性质定位”论者们所忽略,反映了目前论争的口舌之快远胜于实际意义。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将“肤浅的图解”当作“深刻的批判”,将民族的复兴、“天下秩序的恢复”系于汉字一身(或者说以汉字为象征),实在于国家、于民族皆有害而无益。严肃对待、正视简化汉字的天生缺点,并努力加以改进,才是一种务实的和负责人的态度。
语言文字的强弱的确反映了国家和民族的强弱。语言文字的强弱一方面依赖于国力的强弱,一方面也能反作用于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语言文字的强弱关键不在其形式,而在其结构、功能的优劣。为了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崛起”,于事有益的应是谋求汉语言文字结构、功能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语言处理方面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汉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人群,不断丰富现代信息网络中汉语言文字的信息量、知识量,不断满足汉语信息、知识和文化方面的社会需求(包括国际需求)。这方面,英语和法语的强弱对比,或可给国人,特别是睿智的学者们一些启发性思考。

作者:张日培